那时候朱镕基还是副总理，他力推分税制，但下面的阻力很大，他带领60人的队伍与地方进行谈判，希望大家支持分税制。

根据我们对深圳国际物流企业的调研，3月份对香港出口的正常值估计为20-30%。第二，从房地产业融资角度来看，2009年之前，全国各地房地产总体处于供不应求状况，房地产销售旺盛，资金周转较快。

但是，2009年之后，由于财政收入增长放缓、土地出让净收入增速下降（征地成本上升，并且中央对于土地出让收入制定更为严格的专项支出规定，例如保障房建设、水利建设等）、融资成本上升等因素，地方政府还本付息的压力显现，导致大量债务到期展延，从而占用大量资金。由于债务利用效率降低、资金周转放缓、投资效率降低，造成企业盈利能力下降，并导致PMI等反映企业家信心的微观指标低位运行。例如，地方政府以BT、BOT或者其他形式要求施工单位垫资进行施工、建设，并以财政收入为担保，施工单位据此获得贷款或者以其他方式融资。宏观指标和微观指标的分化在一定程度上也与债务依赖有关。这就造成社会融资规模的重复计算以及债务利用的低效率。

最后，一方面房地产销售高速增长，房地产企业资金充裕。其次，一方面宏观指标并不差，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和出口增长较为稳定。朱镕基和其他中国领导人利用这次危机提供的机会，实现了中国加入WTO这个谋划已久的目标，他们成功地推出了一个可靠的一揽子改革行动，这套改革方案既为中国公司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机遇，也对外国资本流入打开了大门。

特别是那些国有企业，对改革的态度更加消极。通过提高价格来体现能源的真实成本，这有利于促进中国企业提高效率，也有利于减少环境污染，推动环保型生产方式的形成和发展。北京如果要解决老龄化社会的问题和从预防性储蓄中吸引消费需求，医疗保障和养老系统的改革都是当务之急。在中国，制约改革的因素从来不是智慧——中国有大量优秀的经济学家，他们提出了一系列涉及广泛的创新理念。

第三个领域是社会福利体系，特别是医疗保障和养老。这一历史时期的经验对今天的中国领导人是有所启示的——那就是压力会上升为对变革的预期。

如果改革的步伐太小，则又无法降低引发社会不安的潜在风险。1994年的税制改革以来，一些主要税种收归中央，造成许多省的地方财政的萎缩。尽管正如前任总理温家宝指出的，中国经济存在着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结构性的问题，但是之前的中国领导对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认识仍然停留在促进增长这一固有模式上。领导意志1990年代中国改革的成功，得益于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这一派的观点认为，那些强大的国企经营者集团将阻碍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以提高国民家庭收入为目标的举措，他们的抵制会使中央要求国有公司上交国家更多利润用于改善社会福利的计划付诸东流。改革所涉及的范围、规模和深度最后将取决于中国新领导层所表现出来的胆略和紧迫感，而这些正是1990年代能够推出雄心勃勃的决策所必不可少的因素。此外，被忽视了的中国经济结构方面的弊病也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问题。而现在的中国领导人，特别是新任主席习近平，已经意识到中国当前在这方面存在的风险。

而且政府不能简单地依赖不断刺激的手段来推动经济，这样的手段只能加深中国经济不平衡的问题。一种被称为经济犬儒派，他们认为改革的困难太大。

(来源：译言网 编辑：何熠) 进入专题： 经济改革 。中国的GDP增长率在2007年达到13%后，近五年来已经显著下降，现在中国领导人确定的目标是更加平衡的7.5%。

今天，北京确实面临着巨大的障碍，并且构成这些障碍的因素错综复杂，有的甚至根深蒂固。北京之梦孤立地看，上述每一项改革都是温和的变革，但是它们的叠加效应可能会非常巨大。曾经推动了上世纪90年代最后一轮重大经济改革的许多促进因素，现在又在中国呈现。相反地，许多国有企业已经成为耗能大户和环境杀手。中国的医疗改革始于2009年，脆弱的医疗保障系统已经逐步得到整合，有望在本届政府领导下进入新的阶段。这一时期的经验证明，当这样三个条件同时出现的时候，大胆的改革就能够成为现实：一是国内政治信任危机，二是海外金融危机的冲击，三是领导人的远见卓识和对改革机遇的把握能力。

进一步讲，这些悲观主义者认为，即使中国新的领导人敢于大胆改革，但是中国的经济问题已经严重到如此可怕的程度，以至于会压垮新的领导团队，使他们无法在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上达成一致。但是在事实上，便宜的能源价格意味着中国工业缺乏提高效率的积极性。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在中国经济改革与1990年代相比，必须建立在更加扎实的基础上，不能靠侥幸贸然行事。但是这些手段产生的效力在未来若干年中会减退。

在中国领导层换届已经完成的今天，这个国家以及全世界的经济面临着一个紧迫的问题：北京的新领导集团是否有远见卓识和意愿去重振停滞不前的经济改革？对这一问题，很少有人表示乐观。随着社会不公，食品安全，贪腐，以及中产阶级期望值上升等一系列问题的加重，中国的国家治理政治承受着空前的考验。

但是，尽管中国经济在整个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一直保持了迅速增长的势头——这主要依赖于基础建设的投入和出口贸易的飙升——但在根本的意义上，中国经济实力还有待进一步壮大。事实上，中国已经经历过一连串重大的经济改革，特别是在1990年代晚期朱镕基总理任职期间，改革的进展尤其显著。与此同时，许多国有公司仍然缺乏竞争力，有些受国家财政补贴的公司，则可能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现在省级地方财政预算的亏空依赖于来自中央财政的调拨。

上次改革的经验对于今天中国处理2008年以来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具有特别的借鉴意义。而且这一时期中国政府经受着来自政治和财政方面的双重压力。

另一个领域是能源价格，这方面的改革时机也已经成熟。而且，将来政府的权威和信誉的建立不能仅仅依赖于经济增长的实现，政府领导人有足够的理由把改革作为解决社会分化和环境恶化等诸多问题的手段而加以关注。

但是，当上述三个条件都在中国出现时，就有可能转化成为切实而持久地推动经济改革的动力。但是，要让这些意愿和决策得到切实的贯彻将会有更多困难。

这场风波之后，改革一度实际上处于搁置状态。事实上，进入200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的成就确实非常显著，以至于在前任领导看来，这种势头作为过去几十年改革的红利，将会继续保持下去。但是他们忽略了中国经济改革历程中的一个启示：各种必要条件的组合加上恰当的时机，改革就会成为可能。由于承受着省和市的财政负担，加之税收的减少和免除，中央财政日益吃紧。

但是地方政府宁可不惜代价地推动经济的增长，也不愿意增加环境治理的投入。直到1992年，北京又开始了为恢复经济势头和民众支持而进行的努力。

但是，这些悲观论者忽视了中国改革进程中一个历史性的启示——至少可以就新的政治团队部分成员而言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各种必要因素的组合与恰当的时间结合在一起，改革就可能成功。中国新领导人上任之际，面临的是一个失去原先增长势头的经济形势，人口老化与国际市场的疲软拖累了中国经济。

主要的障碍仍在于政治。社会的不平衡和民众的不满，会促使领导者重新发现并设法弥补与社会期望之间的差距。